农业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更是祖国长治久安的臂弯。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几千年农业耕种历史的中国却为解决全国吃饭问题犯了难。此时，有这么一批特殊的人，他们与劳作的人民一样，把毕生的汗水洒在了土地上，农科院人称他们为英才。英者，有勇攀高峰的气概，有直面苦难的豪迈，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才者，有深厚知识的储备，有精于探索和分析的思想，有勇于创新、执着科研的意念。农科英才里，有这么一个集体，他们是有着农民质朴情怀的农业科学家们。五十载的风雨飘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些可歌可泣的科学家们在一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出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纯朴而芬芳，即有着来自农民般质朴的心灵之美，又有着来自科学家们执着的信念和追求，他是农科院几代科研工作者扎根基层，奋战一线孕育出的精华，我们称她为红壤文化。
　　这种文化始于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得主江朝余，他在祁阳那片红色的土壤上播下了一粒种子，历史注定会让这粒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发芽、开花。江朝余所带领的“地产田改造联合工作组”，怀着对国家农业科技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别妻离子，远离家乡，毅然来到贫困、偏僻的山区—湖南祁阳县一个叫“官山坪”的安营扎寨。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开始了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使命。江老其人几何，遍寻网络书籍，谈得最多就是他在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他为人民谋得的福利。在那种以地为床，以天为被，点星月作灯，垒石土当桌的岁月，他敢为人先、执着追寻的精神才是我们需要去体味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着，忍饥挨饿、劳累受冻，他们凭借着与天作战的精神，完成了一项项重要的突破，在这些成绩斐然的背后那粒“红壤文化”的种子已然破壳而出，他注定将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这就是祁阳站红壤文化的发端。
　　1964年，“联合工作组”撤销了。但这粒已经破壳而出的文化之种并未失去养分，他将在一个名为“农业科学土壤肥料研究所祁阳工作站”的土壤中吸取养分。这种“红壤文化”注定会在一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的手中茁壮成长，他就是我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自1964年他成为首任站长以来，28个春秋岁月，他把自己的全部投入到了工作站的建设和研究中，在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陈永安、农业部突出贡献专家陈福兴等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支持下，他们熬过了饥饿，守住了寂寞，顶住了“文革”风暴，解决了设备的不足，用他们对科研的执着、情系三农、服务人民的强大心灵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明确攻关目标，深入生产实际，搭建研究平台，为我国山区开发、南方红壤和低产水稻田改良、耕作制度改革、山丘地区生态建设和农林牧业发展不断做出尝试和努力。刘老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不但解决了生产中存在的水稻“坐秋”的问题和水稻缺钾等难题，创造出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更使得那颗支撑我们科学家不断努力的红壤文化绿色荫然。
　　上世纪80年，陈福兴研究员接过了刘院士的大旗，和陈永安、张马祥研究员等农业科学家一道继续奋战在乡间田埂。这是又一支经历过苦难，获得过成果的科研队伍，他们继承了红壤文化的真谛，踏遍农田，访遍农户，将试验田搬到农民的家门口，获取第一手信息。他们建立湘南地区土壤肥料实验网，将试验田搬到农民的家门口。他们研究农业环境的综合利用、区域治理、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监测治理、土壤改良与施肥牧草培养与利用，不断为农民谋福利，争实惠。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和生态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红壤文化感动了无数农民，这些奋斗在农业科研一线的不辞辛劳的人们让红壤文化再一次散发芬芳。
　　1995年，工作站迎来了一位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轻科学家——徐明岗博士。徐博士会同李菊梅博士、文石林副研究员等新一代红壤科技人员，再次攀登科研高峰，这同样是一支能够上山降虎、入海擒龙的科研队伍。他们与土肥所、茶叶、油料、果树、畜牧等9个研究所一道，解决了南方丘陵区牧草发展缺乏优良品种的问题，提出了红壤旱地优质栽培的镁肥施用技术。如今，祁阳工作站在徐明岗的带领下，勇攀科学高峰，不断创造奇迹，“红壤文化”正以他那独特的芬芳吸引着无数科技工作者向往，哺育着无数的农学家们。
红壤文化经历了荒山野岭的荒凉，无人问津的落寞、曾经发展的喜悦、国际同仁的青睐，此时花红飘香、硕果累累。
　　上天没有亏待哺育红壤文化的这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工作者们，艰苦卓越、饥寒交迫的岁月里，孕育出了这种让农科学子们为之肃然起敬的文化。有了这样的文化，我们才能不断攀登科学的又一高峰。有了这样的文化，农民才能安居乐业，享受生活。有了这样的文化，农业更能成就辉煌武功，为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