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一纸调令，时任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的吕飞杰来到了北京，担任农业科学院长兼党组书记。他说，“从此，我身上的责任更大了，肩上的担子更沉了”。当时，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农业结构发生调整，信息科学和生物技术正在全面兴起。作为农业科技的国家队，中国农科院该如何面对时代的新变化、新问题？该如何来迎接21 世纪的挑战？该如何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切，都是新院长吕飞杰要思考的大问题。作为中国农科院历史上第一个院长书记一肩挑的院长，作为农业科技国家队的掌舵者，吕飞杰深知，要做好院长，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要具有包容的胸怀、长远的眼光。他说：“我要做的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最重要的，就是为农业科学家们服务。”从1994 年到2001 年，吕飞杰带领着中国农科院不断迎难而上，顺应时代发展锐意改革，历经数年努力，开启了中国农科院发展的新纪元，为中国农科院在21 世纪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跟新潮流新科学　使中国农科院直面时代发展需求

　　20 世纪末，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全面兴起，掀起了发展的高潮。吕飞杰认为，作为一支国家级的农业科研队伍，中国农科院一定要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不但要实现信息化，还要加大生物技术科研力度。

 　　那么，如何实现信息化？尽管当时的中国农科院拥有自己的计算机中心，但是，吕飞杰和领导班子成员认为，信息科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计算机中心，各个研究所都要用上信息技术，一方面要建立数据库，拨发专项经费为每个研究所配备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同时配备计算机技术员；另一方面，要求每个研究所都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专家系统，将专家资料信息归档入库。

　　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农科院的各个研究所都配备了计算机，都建立了数据专家系统，基本实现了信息化，走在了全国农业科研院所的前列。生物技术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关于生物技术的发展，吕飞杰则主张调整学科结构，尝试在研究所之间开展合作，将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全面发挥大学科大协作的作用，努力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如今在全国推广应用的国产抗虫棉正是这种科研合作的成果。

　　20 世纪90 年代初，棉铃虫在我国的棉花主产区大范围大规模暴发，严重威胁着中国棉花产业的发展。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美国的抗虫棉品种乘势而入，可以说，当时美国的抗虫棉品种几乎占据了中国95% 的棉花种子市场。

 　　为了早日培育出中国自己的抗虫棉品种，中国农科院率先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将常规育种和生物技术结合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虫棉，进而又研制出我国独有的双价基因抗虫棉。随后，中国农科院的科研工作者通过将研制的双价抗虫基因转入或通过杂交后系统选育，获得一批适宜于中国主要棉区的优良棉花品种，促使国产抗虫棉产业迅速崛起。目前，国产抗虫棉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抗虫棉面积的93% 以上，以绝对优势占据了国内抗虫棉市场，不但减少了农药使用量，也帮助棉农实现了增收减支。

　　“当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的这种学科合作的尝试，也是比较超前的。而更为难得的是，我们的这项成果应用到了生产中，真正体现了农科院‘顶天立地’的特点，真正体现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说到这一段经历，吕飞杰十分感慨。

　适应农业结构调整　让中国农科院做科技兴农排头兵

　　在吕飞杰看来，一支国家级的农业科技专家队伍，除了要在实验室里出成果，出成绩，更要倾听农民的心声，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推广到农民家。90 年代，农民增产增收的呼声强烈。“农业结构转型，我们农业科技的国家队必须要发挥作用。”吕飞杰和领导班子认为，与地方农科院做技术推广相比，中国农科院具有综合性的优势，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农科院理应成为科技兴农的排头兵。在吕飞杰的带领下，1996 年，中国农科院与河南省的传统农业大县——唐河县开展了科技帮扶，结合唐河县当地的农业特色，组织10 多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下乡为当地长期服务，推广实用新技术。1997 年，中国农科院与唐河县签订合作协议，唐河县成为中国农科院科技综合示范县。从1996—2000 年，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团队为唐河县带去了先进的品种、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先进的经营模式，帮助唐河县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新路子。2001 年，唐河与中国农科院合作的模式和做法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批示和肯定。而科技兴农的“唐河模式”，也成为了科研院所与地方共同合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同在1996 年，中国农科院与贵州省开展合作，实施科技扶贫。当年，中国农科院就选派多名科研人员到贵州贫困地区的一些乡镇开展技术服务，同时，每年选派科研人员到贫困地区挂职科技副县长，通过科技副县长直接了解农民的生产需求，实现对接服务。从1996—2000 年，中国农科院共组织数百名专家先后10 次赴贵州开展科技扶贫活动，先后有50 多名科研人员挂职科技副县长。

 

　　而除了科技服务，中国农科院还援助贵州当地的农科院所，为他们捐助价值1 000 多万元的试验仪器和设备。1999 年12 月30 日，仪器设备在新世纪前夕妥善送达贵州。2000 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国农科院又组织实施了“百名农业科技专家西部万里行”活动，在全国打响了中国农业科技西进的第一炮。2000 年5—6 月，吕飞杰亲自带队，带领中国农科院各个领域的院士、专家，历时整整1 个月，一路西行，为当地进行科技服务。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专家团对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的13 个重点农牧区进行了考察、调研，拓展了农业科技与西部农业经济结合的思路；同省、地、市、县各级政府签订17 项合作协议、336 份专项技术合作意向，构成了中国农科院投入西部大开发的服务框架；开展现场集中技术咨询活动12 场、大型咨询洽谈活动4 场，解答2 万余名农民和基层农业干部的技术疑难问题；举行10 场科技信息发布会，发布技术信息1 073 项，发放技术材料6 000 多份，在西部农村广泛传播了农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时任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认为，“百名农业科技专家西部万里行”活动为农业科技西进行动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半年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掀起了农业发展的高潮。

　　“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利用中国农科院的人才、科技成果等优势，积极为地方开展科技服务，这也集中体现了我们的综合实力。”吕飞杰说，“国家级别的农业科技队伍如何进行农业科技推广，我想，在当时的中国，中国农科院为其他农业院所提供了多个样本。”

　　促进人才新老交替　打造跨世纪农科精英队伍

　　尽管拥有近万人的人才队伍，当时的中国农科院依然存在着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年龄老化，90% 以上是60 年代大学毕业生，平均年龄55岁；二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具有高级职称45 岁以下的比例不到20%。“九五”期间，科技部作出新规定，50 岁以上的科研工作者不能作为第一主持人来申请国家重大课题。人才的断层，严重影响了科研的进展。面对此种困境，吕飞杰领导的中国农科院党组认为，培养和选拔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是关系到中国农科院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国农科院提出了“九五”期间培养造就100 名跨世纪学科带头人计划。

　　1995 年和1999 年，中国农科院在全院范围内选拔了两批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提名人（第一批45 人，第二批42 人），经过两年的悉心培养，一大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以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较高的学术造诣，在重点学科和专业领域崭露头角。1997 年，中国农科院选拔出首批36 名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9 年再次选拔第二批37 名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和首批18 名开发推广专家人才。尽管科研经费拮据，吕飞杰还是决定从中国农科院的院长基金里拿出一部分，帮助和鼓励年轻学者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吕飞杰和领导班子成员还通过持续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扶持青年科技骨干迅速成长。对45 岁以下晋升正高专业技术职务，35 岁以下晋升副高技术职务采取支持脱颖而出的政策，进一步解决人才结构的问题。同时，吕飞杰还提出，每个研究所必须要配备1—2 名45 岁以下的管理者的要求，组织实施“所长助理”制，顺利地选拔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管理者，完成了新老队伍的交替。到1998 年，中国农科院的管理队伍中，青年人的比例就占到了50%，实现了管理人才队伍的结构调整。一大批具有潜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迅速地成长，挑起了我国农业科研工作的大梁。

　　如今，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旭，着名的植保专家、现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吴孔明，都是从人才工程里脱颖而出的。

　　据统计，吕飞杰担任院长期间，中国农科院有145 人成为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5 人成为农业部“神农计划”的提名人；61 人获得部级专家称号。人才队伍的优化，为中国农科院在新世纪全面走向国际奠定了基础，也开创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又一个春天。

　　如今，吕飞杰已到古稀之年，可他依旧在为农业科技推广而忙碌，依旧在为科技兴农而努力。谈起自己为中国农科院的付出，他始终谦逊地表示“那都是些平凡的事”。他说:“中国农科院是一支农业科技的国家队，一定要搞好，一定要‘顶天’、‘立地’，当了这个院长，就要有这份胸怀和责任，就要不计个人的得失，就要甘心付出，那是我的职责。”

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