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9 月底, 邱式邦历经辗转颠簸, 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闻知, 特别邀请他出席了当地10 月1 日举办的国庆观礼活动。当他站在主席台上,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聆听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 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 百废待举。当时虽说国内可以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 但是试验的面积不大, 国产的六六六也尚在试产阶段, 尚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大量需求。面对着国家药剂有限, 喷药器械不足的诸多困难, 邱式邦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他发明的毒饵治蝗技术。这种方法比直接喷粉省药、经济、简单易行, 等量的六六六药剂防治蝗虫的面积可扩大10 倍。新的毒饵治蝗技术被迅速推广应用, 1952年应用80 万亩、1953 年应用100 万亩, 消灭蝗虫旗开得胜。然而在他进一步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发现, 飞蝗的发源地在何处、什么时候发生、蝗虫的数量密度多大等，诸多的规律还不完全清楚。要根治蝗害, 还必须对全国各地蝗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做到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在20 世纪50 年代，他深入蝗虫灾区开展治蝗技术研究试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坐上牛车马车是“最现代”的交通工具, 徒步调查和风餐露宿习以为常。即便在县城入住的“招待所”，也往往是四处透风的破庙, 睡觉时更是常常与佛像神龛为邻、与臭虫虱子结伴。蝗虫灾害严重地区大都地处盐碱荒滩，缺少生活淡水，长期工作蹲点，一小盆水要从早上洗脸、中午擦身擦汗, 一直用到晚上擦澡洗脚。但是, 为了能够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彻底摸清蝗虫的行踪规律，邱式邦全然不顾这些困难, 始终坚持在治蝗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为了能够根治蝗虫, 邱式邦进一步提出在蝗区建立侦察蝗虫的基层组织, 蝗虫侦察制度包括: 查卵、查蝻、查成虫三个关键环节, 即“三查制度”。当时的蝗区大都是贫困穷乡, 这些具体技术工作很难落实。培养干部、大学生下去侦察, 远水难救近火。蝗区那么大, 每年发生数千万亩, 工作任务巨大, 老百姓又多是文盲, 不懂虫情侦察, 怎么办? 必须培训农民、普及技术, 这是治理蝗害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蝗虫在孵化过程中,当幼虫处于3 龄前期的阶段最好聚歼消灭。这时幼虫发生的面积小, 密度集中, 活动能力弱, 耐药力差, 此时扑打、药杀最为经济有效。他带领助手李光博（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等在山东惠民、垦利、沾化、利津等县忙碌了近半年, 详细绘制出蝗区常见的各类蝗虫图例, 教会没文化的农民识图、画圈, 比如每平方米有5 个蝗虫, 就圈1 个圈, 有10 个就圈2 个圈, 这种调查办法化繁为简, 化难为易, 简单易学, 普通农民农科英才也能掌握。

　　同时, 为了更充分地调动老百姓侦察蝗虫的积极性, 他又建议地方主管领导给承担虫情侦察人员家的土地搞“代耕”，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组织下, 各地逐渐建立起长期侦察测报队伍, 逐级建立了有固定人员的组织, 构成完整的虫情预报网。建立“三查”技术体系后, 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防治效率大大提高，1953 年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力, 比1951 年减少了80%,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广蝗虫“三查”工作, 为新中国开展害虫预测预报工作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建立起完善飞蝗侦察制度和药剂治蝗成功后, 彻底改变了全国治蝗工作的被动局面, 我国开始走上了有计划的科学治蝗道路。结合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 实施消灭飞蝗孳生地等措施, 飞蝗发生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四五千万亩压缩控制到五六百万亩, 每年至少可以挽回数亿公斤粮食产量的损失。扼制蝗虫为害的成功，为保障粮食生产和新政权的稳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在总结建国10 周年的报告中着重指出, 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两大成就: 治蝗与消灭钉螺。邱式邦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创的治蝗科学理论、技术方法, 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 他被当之无愧地誉为“新中国治蝗英雄”。

　　综合防治玉米螟　再为粮食生产立新功

　　玉米螟是影响我国玉米生产的首要害虫, 每年发生1— 6 代，从北方的黑龙江到南方的海南岛, 为害分布区域极为广泛。早在20 世纪30 年代，邱式邦就在广西地区开始了玉米螟的生物学特性、寄生天敌种类和农业防治方法的研究工作。他曾深入实际, 连续3 年开展玉米播种期与螟害关系的试验, 系统观察了41 个玉米品种, 发现玉米品种间的抗玉米螟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研究证明了螟害发生轻重程度与玉米生长状况( 株高、茎粗) 呈显着的正相关, 进而提出了采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玉米抗虫性标准的科学依据, 这一技术标准后来一直被我国抗虫性鉴定工作者所采用。他是中国最早重视利用抗螟品种达到减轻螟害损失的科学家, 并且提出害虫防治应该树立起“防重于治”的科学观点。这些早年的农业害虫研究与防治实践过程, 为他后期学术思想的形成、凝练、升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玉米螟的发生数量也随之扩大,为害损失程度日趋严重。到50 年代末，全国玉米螟害暴发成灾, 演化上升为降服蝗虫灾害后威胁粮食生产的第一大害虫。治虫安邦为己任，灭害保产担天责。 邱式邦再一次迎难而上, 担纲肩负起玉米螟防治研究工作的重任。

　　当时在生产上, 已经普遍推广采用六六六苗期液剂灌心防治玉米螟。但这种方法存在着诸多缺点: 工作效率低，费时费工，残效较短，尤其在缺水干旱地区推广使用受到了条件制约，效果始终不够稳定。邱式邦针对问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他通过对玉米螟为害习性的深入研究，探明了在玉米打苞抽雄前, 绝大部分玉米螟幼虫生活在玉米心叶的缝隙内, 这是防治螟害最有利的时机和位置。他又细心观察发现, 采用六六六液剂灌注玉米心叶, 其附着药剂的部位随着玉米叶片的向上、向外生长伸出, 逐日离开了幼虫生活为害的位置, 施药数天后侵入的幼虫, 已经完全生活在没有药剂分布的部位,因而药剂持效时间短。他认为，理想的玉米心叶期杀虫剂, 不仅要在施药时可与虫体保持充分接触, 在施药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 也应能够继续分布在玉米螟幼虫经常活动的部位, 而不受到玉米叶片生长的影响, 才能够保证后续侵入的玉米螟幼虫始终能接触到药剂而发挥效能。

　　找到了防虫效果不稳定的关键矛盾, 邱式邦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 比较了液剂和颗粒剂施用后在玉米心叶中位置的变化, 证明颗粒剂的杀虫效果明显优于液剂。因为颗粒剂撒施在玉米心叶中之后, 它在重力的作用下, 能够逆玉米叶片向上生长的方向移动,能较长时间保持在与玉米螟幼虫接触活动的位置, 即使玉米抽雄后一部分玉米螟在叶鞘内或经叶鞘钻入茎秆时, 药剂仍能持续发挥杀虫作用。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他和助手周大荣等又因地制宜利用农村中最易取得的煤渣、黏土、炕土、窑土等材料, 晒干后打碎加工成20 — 60 目的颗粒, 研制成功5 % DDT 和1% 林丹六六六颗粒剂。新剂型具有效力高、残效长、用工少、不用水、施药简便等特点。经过大面积推广示范, 新的防治方法不仅能够防治一代玉米螟, 还可兼治二代玉米螟, 防治效果十分显着。196l年新型颗粒剂在河北、江苏、山西等省大面积推广, 迅速占到防治面积的50% 以上, 一般可以挽回玉米产量损失的10%—30%。这项简便、实用、经济、可靠的新技术在全国玉米产区推广应用后, 为控制危害玉米的头号害虫、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再立新功。

　　殚精竭虑探规律　提出植保工作总方针

　　作为中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邱式邦早年在害虫防治工作中, 就十分重视发挥自然天敌的重要作用, 试图探索通过提供适生环境和利用人工饲养增殖等途径, 达到提高天敌控制害虫的作用。这在中国早期生物防治技术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深刻和具有先导意义的见解。人们可以从他早年和以后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中, 撷取其观点, 展现其思想的科学智慧和精髓:“防治害虫之道, 防胜于治。优良农作习惯之养成, 常使农民于不知不觉之中, 可防止害虫之猖獗。”

　　“人们往往重视病虫发生后直接扑灭的措施, 而忽略了自然因素( 包括天敌) 和各种农事活动抑制病虫的巨大潜力。”

　　“病虫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识不足, 对植保工作就会丧失警惕、放松领导、重治轻防、临时突击, ( 往往) 造成工作被动和减产的局面。”

　　“综合防治不仅是防治方法问题, 而是植保工作的方针方向问题。”

　　“必须打破只有植保人员搞植保的老框框, 植保工作者要与育种、栽培、土肥、水利、农机、农药等各行各业的专家配合好, 共同来解决病虫害问题。农业防治、生物防治、抗病虫品种、检疫工作等也应和化学防治一样受到重视。”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 邱式邦就开始了松毛虫天敌种类调查、玉米螟卵寄生蜂和甘蔗绵蚜主要天敌的观察和饲养研究。但由于多种原因, 直到70 年代邱式邦才有机会将主要精力逐步转移到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上来。那时他在河南民权棉区蹲点, 开始了对草蛉的利用研究。他和小组人员研究了中华草蛉幼虫集体饲养方法, 解决了幼虫互相残杀、人工饲料、田间释放及米蛾饲养等多项技术难题。利用秋季自然界大量发生的成虫, 加以保护并结合饲养的方法, 较之大量繁殖草蛉幼虫能节省大量劳动力。这样既可得到廉价的天敌, 又可以按需要随时打破休眠,进行田间释放应用, 人为地增加春季草蛉基数, 在控制害虫上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的主动。该项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生防专家的高度评价, 1978 年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先进个人奖。

　　五六十年代国内外防治害虫主要依赖化学农药, 长期过量使用，出现和暴露了一系列的矛盾。邱式邦敏锐地认识到, 推动中国植物保护技术发展, 必须站在时代进步的高度, 树立新的科学观念, 必须深入研究探讨我们未来的植物保护技术策略,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974 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讨论会上指出, 综合防治是植物保护工作的方向。1975 年在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 他又作了有关“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专题报告。就在这次大会上, 农业部正式确定“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大政方针。

　　创设科研新平台　留得百年风范示后人

　　从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观念的变化, 是邱式邦植物保护研究思想的重大飞跃。他以一名植物保护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贯穿一生研究与实践的不懈追求, 不断开拓中国生物防治科学的伟大事业, 矢志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座绿色净土。

　　在邱式邦的积极倡导下, 1980 年1 月农业科学成立生物防治研究室(1990 年8 月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 , 承担建立农业部第一个国外天敌引种检疫实验室, 负责全国的归口技术管理, 与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开展了天敌引种交换业务。他1985 年主持创办《生物防治通报》(1995 年更名为《中国生物防治》)，担任主编23 年, 办刊理论结合实际, 科学联系生产, 办刊作风扎实严谨, 成为全国农林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名列前茅的优秀核心刊物。这些科研平台, 对推动中国生物防治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开展国内外学术沟通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邱式邦70 多年来从事国家重大害虫的防治研究工作, 不图名利、不辞辛劳、深入实际、注重实践, 他在研究中颇多技术创新和理论创新, 在生产上成效显着, 为后学开辟了继续深入的途径。从他的身上, 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代科学家所具有的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2009 年10 月1 日国庆60 周年前夕, 邱式邦这位见证新中国植物保护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的实践者和开拓者, 荣获了农业部颁发的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2010 年10 月1 日是邱式邦的百岁寿辰,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专门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农业部韩长赋部长专程看望了邱式邦, 表达亲切的问候。10 月28 日，农业科学组织编辑出版了精装本《邱式邦院士百岁寿辰纪念册》 , 并在《科学时报》上刊载了邱式邦百岁寿辰纪念专题。10 月30 日，农业科学隆重举办了“邱式邦院士学术思想研讨暨百岁寿辰庆祝会”, 农业科学翟虎渠院长作了邱式邦院士学术思想的主旨报告。农业部、农业科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上海理工大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昆虫学会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卢良恕、郭予元、刘旭3 位院士及邱式邦的同事朋友、学生弟子和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段醒男等约150 人出席了活动。吴孔明理事长代表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授予邱式邦首个“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众心所望，实至名归。

　　2010 年12 月29 日, 邱式邦在北京仙逝，享年100 岁。邱式邦毕生献身农业科学研究事业, 淡泊名利。他为人正直, 不唯上、不压下, 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科学风范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敬仰, 他的学品人品为我们树立了农业科学家的光辉楷模,他为中国植物保护科学事业发展进步鞠躬尽瘁。他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智慧、科学实践、科学责任、科学贡献, 必将教育后人, 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