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民：农民会终结吗？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作者：王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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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4-04
1967年，当法国着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之时，法国学术界曾对这一命题感到震惊。法国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却面临农民文明的终结，不能不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20年后的1987年，当《农民的终结》在法国再版时，几乎没有人再对孟德拉斯提出命题的质疑了。
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先简洁地梳理一下建国以后农村年青人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的进程。
1958年，我国建立起了“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事实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不平等的状态。
1978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叩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劳动力不断向多种经营和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除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工业外，还有一批人，进入城市，从事建筑、修补、运输、家庭服务等等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府还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动，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开始鼓励人口流动，进入21世纪后，政府开始引导劳动力流动，从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农民工。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成批地涌入到城市，至此，农村中形成了“老弱病残幼部队”。
可以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链条发展中出现的必然的社会现象，年青人愿意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中去，这其中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多重因素，也由此造成了当前不少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的状况。
“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
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造成农村“空心化”，而城市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国家现在是既得了“农村病”，又得了 “城市病”。
“农村病”实际上就是现阶段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呈现出来的一种不协调的“病态”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工业化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有的地方甚至呈现出相对萎缩的趋势。第二，广大农村缺乏活力。和大城市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大批富余劳动力的进城，偌大的村庄人烟稀少，几乎全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大街上杂草丛生，房屋破败倒塌，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空巢户”。第三，农村土地存在撂荒现象，由于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对粮食种植实施了补贴政策，但在一些地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撂荒现象，和土地资源的短缺形成矛盾。第四，环境污染严重，在城市环境绿化、净化、亮化、美化的同时，农村尤其是一些集镇，面源污染、垃圾污染异常严重。第五，集体文化生活缺乏。由于缺乏人气，原来红红火火丰富多彩的集体文化活动几乎没有了，农村居民生活单调乏味。
“城市病”与“农村病”的并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很可能产生分配不公、利益分化、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问题，导致多种社会矛盾集聚，出现拉美化现象。
“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2012年，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城市病”与“农村病”的并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很可能产生分配不公、利益分化、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问题，导致多种社会矛盾集聚，出现拉美化现象。
工商资本入农应抬高门槛
然而，就在农民弃耕土地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工商资本对投资农业却有着高涨的热忱。
工商资本下乡，可以说有利有弊，传统农业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为主，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业，可以带来农业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稀缺资源，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以技术示范、市场引导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有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
因此， 对于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一方面不要惧怕，把它挡至在门外。但是又不能够放任它自由的进入到农业里面，必须要有一些制度来规范它、约束它，给工商资本进入农村设置门槛，要让资本真正进入农业领域中来，推动农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圈地的行为，必须禁止。
农业何去何从？
日本在工业化后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而中日两国农业要素结构具有相同的特征。研究并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适时进行农业政策调整，少走弯路，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农业劳动力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也进行了大规模转移，到1998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5.2％，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甚至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为解决农业经营效率不高问题，应对日益开放的市场和农产品竞争的局面，日本对农业经营理念和政策进行调整。由原来侧重于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来。
在农地政策上，日本的基本趋向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集中，以此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地方政府对具有专业农户和农业大户资格的农户，规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优先权，这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家庭农场”政策类似。
在劳动力政策上，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农业竞争力，一方面着手培养农业法人，通过发展农业法人来改善日本农业经营结构，增强日本农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着手改善现有农户的经营状况，为配合日本政府的农业经营对策，日本农协出台的相关措施包括加强对农户的经营指导，培训农业经营人才，推广农业新技术，实施品牌化战略，引导农产品向质优价廉方向发展，以此提升日本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借鉴日本的做法和经验，我国应该在政府为主导下，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扩大农村的就业机会，将培养中坚农户作为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农业的发展应走“农民+合作社+企业”或者“大农场+大企业”的发展道路，改善劳动力结构，增加农业的竞争力， 这样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让农村农业的发展进入良性的轨道。
（作者：中国农业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先简洁地梳理一下建国以后农村年青人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的进程。
1958年，我国建立起了“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事实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诸多不平等的状态。
1978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叩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劳动力不断向多种经营和非农业生产部门转移，除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乡镇工业外，还有一批人，进入城市，从事建筑、修补、运输、家庭服务等等工作。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府还在限制农村人口流动，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开始鼓励人口流动，进入21世纪后，政府开始引导劳动力流动，从而形成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农民工。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成批地涌入到城市，至此，农村中形成了“老弱病残幼部队”。
可以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既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链条发展中出现的必然的社会现象，年青人愿意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中去，这其中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多重因素，也由此造成了当前不少农村出现了“空心村”的状况。
“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
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造成农村“空心化”，而城市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国家现在是既得了“农村病”，又得了 “城市病”。
“农村病”实际上就是现阶段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呈现出来的一种不协调的“病态”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工业化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有的地方甚至呈现出相对萎缩的趋势。第二，广大农村缺乏活力。和大城市的拥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大批富余劳动力的进城，偌大的村庄人烟稀少，几乎全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大街上杂草丛生，房屋破败倒塌，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空巢户”。第三，农村土地存在撂荒现象，由于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对粮食种植实施了补贴政策，但在一些地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撂荒现象，和土地资源的短缺形成矛盾。第四，环境污染严重，在城市环境绿化、净化、亮化、美化的同时，农村尤其是一些集镇，面源污染、垃圾污染异常严重。第五，集体文化生活缺乏。由于缺乏人气，原来红红火火丰富多彩的集体文化活动几乎没有了，农村居民生活单调乏味。
“城市病”与“农村病”的并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很可能产生分配不公、利益分化、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问题，导致多种社会矛盾集聚，出现拉美化现象。
“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2012年，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在此阶段，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
“城市病”与“农村病”的并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很可能产生分配不公、利益分化、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问题，导致多种社会矛盾集聚，出现拉美化现象。
工商资本入农应抬高门槛
然而，就在农民弃耕土地的同时，我们却看到，工商资本对投资农业却有着高涨的热忱。
工商资本下乡，可以说有利有弊，传统农业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为主，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业，可以带来农业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稀缺资源，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以技术示范、市场引导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有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公司企业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肆圈占农民耕地，出现了土地流转价格过低，流转期限过长等情况，有的还违反土地用途管制规定，擅自改变用途，使流转的土地呈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危及粮食安全。
因此， 对于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一方面不要惧怕，把它挡至在门外。但是又不能够放任它自由的进入到农业里面，必须要有一些制度来规范它、约束它，给工商资本进入农村设置门槛，要让资本真正进入农业领域中来，推动农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圈地的行为，必须禁止。
农业何去何从？
日本在工业化后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而中日两国农业要素结构具有相同的特征。研究并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适时进行农业政策调整，少走弯路，对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农业劳动力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也进行了大规模转移，到1998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5.2％，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甚至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为解决农业经营效率不高问题，应对日益开放的市场和农产品竞争的局面，日本对农业经营理念和政策进行调整。由原来侧重于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收入转向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来。
在农地政策上，日本的基本趋向是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集中，以此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地方政府对具有专业农户和农业大户资格的农户，规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优先权，这我们国家现在推行的“家庭农场”政策类似。
在劳动力政策上，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农业竞争力，一方面着手培养农业法人，通过发展农业法人来改善日本农业经营结构，增强日本农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着手改善现有农户的经营状况，为配合日本政府的农业经营对策，日本农协出台的相关措施包括加强对农户的经营指导，培训农业经营人才，推广农业新技术，实施品牌化战略，引导农产品向质优价廉方向发展，以此提升日本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借鉴日本的做法和经验，我国应该在政府为主导下，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扩大农村的就业机会，将培养中坚农户作为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重要举措，农业的发展应走“农民+合作社+企业”或者“大农场+大企业”的发展道路，改善劳动力结构，增加农业的竞争力， 这样在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让农村农业的发展进入良性的轨道。
（作者：中国农业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