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围绕“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等关键词，通过分析研判畜牧业当前瓶颈、未来需求，从而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一）供给结构合理调整
     调什么、怎么调，这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要科学谋划、合理布局、协同发展。一是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畜牧业产值比重。畜牧业产值比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美、法、日等国2013年畜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4.3%、49.1%和54.6%，而我国仅为32.3%，畜牧业发展空间巨大。二是调整畜种结构，优化品系性能。从畜种结构看，生猪、蛋鸡等耗粮性畜种比重较大，而牛、羊、兔等草食畜种比重较小；从畜禽品系看，生产性能一般的品系较多，特色的、优质的、高产的品系较少。三是调整区域结构，统筹养殖布局。根据环境容量、农牧结合、产销顺畅、循环发展的要求，统筹调整区域养殖布局。目前，我国个别地区饲养量明显超过合理载畜量，应采取调减措施，引导畜禽养殖向非超载区转移。例如我国珠江三角洲水网区，生猪养殖量已经超出土地承载能力，要严格控制养殖总量，加快退出禁养区内生猪规模养殖。四是调整产加结构，提高畜禽产品加工比例。畜牧业是农业产业之中最容易形成六次产业的领域，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拓展价值链的典型行业。目前我国畜禽产品加工明显不足，例如2014年发达国家乳制品加工转化率为80%，而我国仅为20％，亟需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
     （二）畜产品迈向中高端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消费迫切需要中高端产品。“中高端”引领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要从种子源头抓起，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加工档次，培植品牌产品。一是提升良种覆盖率。要统筹兼顾引种、保种和品种培育工作。在引种上，要考虑我国自然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状况与引进品种生产性能的契合度，提高产品产量；在保种上，要考虑地方优良品种的特色优势，保障生物多样性，储备遗传物质，也要考虑地方品种的合理开发利用，形成产业化；在品种培育上，要考虑新品种的生产能力、适应能力、风味口感等因素，提高产品特色。二是转变养殖方式。良种的“良”要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来实现，而目前我国畜禽规模养殖水平仅为54%。在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从粗放饲养向集约饲养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从单纯注重产量向产量质量并重转变，从粪尿污染严重向绿色循环发展转变。三是提高加工流通水平。“好”的畜产品是“养”出来的，也是“加+运”出来的。在加工工艺上，产品要不断细分，强化标准意识，向精深方向发展，提高整体加工档次；在流通储存上，向全程冷链发展，保障产品新鲜程度。四是培育知名品牌。在大力推动“三品一标”产品认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品牌意识，大力培植畜牧业名牌产品，实施品牌战略，扩大品牌效应，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
     （三）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和红线。我国2015年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9.4%，但往往“小概率大事件”，严重威胁城乡居民身体健康。一是有效防控动物疫病的发生、传播和蔓延。针对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要应免尽免，制定应急方案；针对其它动物疫病，要全进全出、消毒净化、处置得当、有效控制，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病传播。二是坚决防范药物残留。杜绝使用违禁兽药、疫苗、饲料添加剂等药物，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降低畜产品药物残留风险。三是严格防止二次污染。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过程中，极易滋生致病的病毒、细菌、微生物，以及形成保鲜剂、防腐剂的药物残留，必须全面防范。四是全面强化质量监管。针对畜牧生产、疫病防控、饲料兽药、屠宰加工、检疫监督等领域，要建立全过程、全环节、全要素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强化饲养档案、强制免疫、官方兽医、职业兽医、定点屠宰等制度建设，全面履行《防疫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监管职能。
    （四）饲草饲料科学利用
    饲草饲料是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基础和保障。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饲草饲料资源，稳定生猪家禽生产，加快发展牛羊兔等草食家畜，是调整畜牧业供给侧畜种结构的重要内容。一是积极扩大饲草饲料种植。牢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借助玉米去库存的客观要求，以“粮改饲”为突破口，扩大青贮玉米、优质牧草种植面积，满足节粮型、食草型畜禽发展，合理配比“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二是合理利用草山草坡。我国草山草坡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但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出现了大量荒芜、闲置、浪费现象。例如南方地区草山草坡可供开发利用面积约7亿亩。但其中的38%没有利用，载畜潜力很大。三是充分利用秸秆资源。秸秆过腹还田要比直接还田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也能够避免秸秆焚烧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我国每年各类秸秆产生量约8亿吨，而饲料化利用的比例不到30%，大部分秸秆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五）畜禽粪污综合治理
    畜禽粪污是农业面源污染最大的来源，畜禽粪污的COD占到农业面源污染中全部COD含量的90%以上。要按照“3R”原则，加快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与利用。首先，减少畜禽粪污直接排放量，即排放减量化（Reduce）。据测算，1头猪产生的BOD相当于13个人的产生量。对于新建养殖场，要按照清洁生产要求，做好规划设计，统筹安排节电节水、粪污清理、资源化利用等各环节，减少粪尿对环境的直接排放，从源头上控制畜禽污染排放量；对于原有养殖场，要加强基础设施改造，减少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危害。其次，物质再循环，即资源化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约38亿吨，综合利用率只有50%左右。从构建“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循环生态系统角度出发，要按照立体化、循环化、无害化的要求，促进畜禽粪便转化为优质肥料和清洁能源，推广高效的种养结合生态发展模式，探索建立“畜禽粪便—沼气工程—燃料—农户”“畜禽粪便—沼气工程—沼渣、沼液—果（菜）”“畜禽粪便—有机肥—果（菜）”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六）畜禽产品节本增效
    “降成本”始终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应对“天花板”“地板”双重效应的有效措施，是促进畜产品消费和提升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一是降低生产成本。我国生猪养殖成本比美国高约40%，每千克增重比欧盟多消耗饲料约0.5千克。在人工成本高企不下的情况下，积极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提高设施化水平，实现畜禽养殖的规模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在“粮改饲”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做到“宜草则草、宜饲则饲、宜牧则牧、宜粮则粮”，实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提升土地产出率。二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以产品迈向中高端为目标，瞄准国内外市场高端需求，积极开发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品，培植名牌产品，增加产品价值，提高产品收益。建立健全畜产品等级标准体系，提高产品区分度，实现优质优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三是提升畜牧科技含量。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贡献率仅为50%左右，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明显偏低。例如我国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仅为16头，丹麦可达30头。要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加投入产出效益，提升科技贡献率，实现增产增效、节本增效、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