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我国农作物种子产业，争取到2020年，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结合、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育种新机制，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显着提高优良品种自主研发能力和覆盖率，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众所周知，科技是种业发展最核心、最关键的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012年“一号文件”将“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如何加快技术进步，直接关系到现代种业建设工作的成败。国外种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生物技术能够实现基因的定向定位转移，在常规技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性状协调改良等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对种业技术的快速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种业发展的需求、基础、条件和前景来看，发展农作物种业生物技术刻不容缓。
    一、发展生物技术是提升我国种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种业和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作为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农业发展的基础依然相当脆弱，农业生产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异常、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等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我国目前已进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产品中长期供求形势将更加严峻。为了保障食物的有效供给，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粮食生产只能基本立足于国内，必须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受到土地、水资源等约束，增加产量主要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就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在诸多的农业技术中，优良品种的应用对农业增产贡献率可达40％以上，因此加快育种技术新的突破和创新，培育新一代高产、优质、抗逆、抗病虫、多功能、高附加值等作物新品种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国在农作物常规育种方面有较好基础，今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单纯依靠常规技术已无法突破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唯有实现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的结合才能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满足当前高产、优质、抗逆、抗病虫新品种培育的需要。生物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应用还能促进传统农业向医药、化工、能源、环保等领域的拓展，在缓解资源约束、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推进现代种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应用与产业化，是着眼于我国现实和未来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二、发展种业生物技术是应对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
    近10多年来，国际种业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并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2011年全球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等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6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2010年为1.217亿公顷）的1.3倍，比上年增长8％；总产值超过1700亿美元。与转基因作物推广之初的1996年相比，增产94倍；16年累计种植面积11.6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9.5倍。转基因作物发展速度之快、应用范围之广、增产增收和生态效益之显着，堪称农业科技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全世界75％的大豆、82％的棉花、32％的玉米、26％的油菜种植的是转基因品种。除美国继续独占鳌头外，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农业大国，通过积极引进、发展种业生物技术，使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向以我国为主要目标之一的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经过生物技术改良的农产品，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欧盟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保守态度明显松动，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6国批准种植转Bt基因抗虫玉米，2011年Bt玉米面积达11.45万公顷，比2010年大幅增长了26％。2011年12月1日，日本批准美国脱毒番木瓜作为新鲜水果／食品上市销售。以上信息充分说明生物技术已成为引领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方向，其扩大应用已势不可挡。此外，从中更应看到不少国家已将推进生物技术应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国家战略和重要举措，农业结构、产业布局、耕作制度、生产经营体系等正在发生一系列变革，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农业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增强。例如，美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还不到2％，而农产品净收入增加接近2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菲律宾、越南等我国周边国家大力推进转基因作物（含棉花及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品种的产业化，在种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水平快速提升。实际上，印度和菲律宾在生物技术领域具有良好的基础，世界上第一棵单细胞再生植株就诞生于印度，而菲律宾是着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所在地。多年来，印度在生物制药等诸多领域已领先于我国，2011年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我国的2.7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印度领导层早已认识到，生物技术产品具有“自我繁殖”的特性，与信息产业有异曲同工之妙，便于建成高技术、低投入、高利润的战略型、支柱型产业，特别适合印度科技基础较好、人才资源充足、基础设施落后、化石能源相对不足的国情。为推进生物技术发展，印度政府近年先后推出了生物技术产业伙伴计划（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Partnership Programme），大力支持包括种业生物技术在内的技术研发，促进相关中小企业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正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赶超我国，并不断强化该国在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其在生物能源及环境治理等战略高技术领域的整体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两大知识产业引擎和核技术、空间技术及海洋技术强力助推器的驱动下，印度的综合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进而具备挑战乃至取代我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能力，为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提供强大的科技动力。可见，生物技术在种业中的应用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种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影响经济安全、综合国力乃至民族地位的提升。面对国际种业公司的进入和周边国家的激烈竞争，发展民族种业生物技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强民族振兴后劲，已经迫在眉睫。
    三、我国具有发展种业生物技术的有利条件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农作物种业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农作物品种选育水平显着提升，育成、推广了超级杂交水稻、紧凑型玉米、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双低油菜等突破性优良品种；良种供应能力显着提高，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全部实现商品化供种，主要农作物种子实行精选包装和标牌销售；种子企业实力明显增强，培育了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种子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全面实行政企分开，市场监管得到加强。良种的培育和应用，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其他农业大国相比，我国在农作物育种技术尤其是杂种优势利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水稻、油菜、谷子等粮油作物和甘蓝等多种蔬菜的杂交种首先在我国实现产业化，玉米等作物已实现杂交种的全覆盖，棉花、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杂种优势利用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技术为实现常规育种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我国公立机构长期积累了大量科研成果，可为企业低成本利用；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搜集保存种质资源近40万份，为育种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在种业生物技术领域，我国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已初步建成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基因调控、安全评价、分子育种、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领先于发展中国家。我国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早熟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稻、棉花、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在某些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已有一批实力强、管理好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在种业研究和开发中脱颖而出。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可实现有法可依，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自转基因作物在国外推向市场以来，我国就是主要进口国之一。2010年，我国进口大豆5480万吨，2011年为5264万吨，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品种。早在2004年，我国就向第一代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发放了食用安全证书，允许进口和消费；2010年12月30日又向第二代抗除草剂高产大豆（RR2 Yield）发放了进口许可。进口大豆除榨油供食用、豆粕饲用外，有一部分进入食品加工领域。在长期直接或间接食用转基因产品的过程中，公众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转基因产品，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我国具有完善的农业和生物教育体系，可为种业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合格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大量人才留学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发达国家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掌握国际种业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管理方法。在生物技术领域，我国的海外人才资源优势可与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资源优势相媲美。目前，大量海归人才加入国内生物技术研发队伍，一些人已成为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领军人物，正为实现我国种业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相对于大田作物生产来说，种子繁育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广大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中，已经和即将产生优秀的种业生产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农场系统及不断兴起的农业合作组织为规模化种子生产创造了条件。中国普通民众受迷信思想影响较少，唯物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如果生物基本知识得到普及，将会成为生物技术产品的积极支持者。这与欧洲等神创论和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区别。
    我国南北跨度大，东西幅员广，气候条件多样，生态条件复杂，作物类型丰富。世界上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绝大多数都可在我国找到适宜种植的区域。我国是一个多山、多丘陵、多绿洲的国家，是异花授粉作物制种的理想基地。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育种机构和种子生产企业，在满足不同种植制度、不同作物类型和多样化市场对品种和种子的需求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我国不仅可满足自身农业生产对种子的需要，而且可面向其他国家生产种子，成为世界种业生产基地。此外，我国劳动力充足，技术力量雄厚，具有成为种业强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
    四、我国种业生物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亟待改善
    我国是研发、推广、进口和消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种植抗虫棉等生物技术作物使广大农民受益；进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油菜缓解了我国植物蛋白和食用油供求矛盾。在消费转基因农产品的过程中，逐步解除了人们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顾虑，为开发新的转基因产品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但是，近几年来，一些人利用我国决策阶层和新闻从业人员现代生物学知识相对缺乏、普通民众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实际情况，出于不同目的，进行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宣传。社会上流传着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和观点，如“美国人的转基因农产品，自己不吃，专门出口祸害第三世界”；“欧洲和日本是绝对禁止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这种危险可能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出来!”等等。经专家考证和社会实践，上述“阴谋论”观点均缺乏事实依据，但这些言论对普通民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将损害中国生物技术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最终导致我国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可能使我国在生物技术及种业方面陷入亚洲“小三”的尴尬境地。因此，必须加大科普宣传，把握舆论导向，改善种业生物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
    五、突出重点，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我国种业生物技术
    当前，我国种业生物技术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的难得机遇，如果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得力，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近期，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突出研发和产业化重点
    出于对市场、政治和公众接受程度的考虑，农业发达国家把生物技术种业研发和产业化的重点放到了油用大豆、饲用玉米、油菜等非主食作物和棉花等经济作物上，而在水稻、小麦、高蛋白大豆等食用作物的研发投入较少，产业化进程较慢。我国应根据现阶段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大、粮食食用比重高等实际情况，旗帜鲜明地发展食用作物生物技术研究，加快产业化步伐，提高我国粮食作物的生产水平。
    2. 坚持多样化的产品方向
    除重视抗除草剂、抗虫等生物抗性性状外，应大力开发抗逆性强、生态适应性广、产量高、品质优的新品种，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3. 与常规育种紧密结合
    立足常规育种的材料、方法和网络平台，提升种业生物技术研发的起点，突破技术瓶颈，尽快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特别应重视生物技术与杂种优势利用的结合，实现基因产权和品种权的有机结合，提高新品种的自主技术含量。
    4. 构建现代种业生物技术创新体系
    按照产业需求导向，突出企业主体作用，依托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农业行业科研专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科技资源，创新组织管理方式，加强种子企业与优势科研教学单位的紧密结合，培育出一批育繁推一体化、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现代种业集团，构建现代种业生物技术创新体系。
    5. 主动开放，积极应对，以攻为守，后发制人
    要以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勇气，正确面对世界生物技术革命的形势，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主动利用可共享的知识产权，稳步吸纳国外企业到中国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巧妙利用“鲶鱼效应”，在市场竞争中促进我国种子企业的发展。在开放过程中，要树立民族自信，相信中国科技人员的创造力，相信中国企业的市场应对能力，相信各级政府的管理调控能力，相信人民群众的学习接受能力。坚持适度“放进来”与大力“走出去”相结合，大力支持我国种业研发机构和种子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面向五大洲构筑世界一流的强大种业。
    6. 果断决策，把握机遇
    加快推进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农业生物育种创新和推广应用，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新品种，做大做强现代种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国家将为公益性生物技术研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一批种子企业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生物技术产品的开发。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种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水平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若闭关自守，将使技术、资源进一步向跨国公司集中，其垄断优势将逐级放大，甚至有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命脉。在国内，一些低水平的争论误导公众，恶化了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贻误国家发展良机。在此情况下，必须加大宣传，果断决策，充分利用我国在制度、资源以及人才与技术上的优势，加快推进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产业化，增强我国种业生物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带动育种整体水平的提升，逐步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之，如果因少数人对“转基因安全”存在虚幻恐惧而犹豫不决，就将失去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导致种业发展受制于人，重蹈我国在一些重大研究领域“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覆辙，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失去产业振兴的又一重大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