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改革和开放导致农业发展的机理
    1.推进农业改革不仅消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而且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动力。我国粮食生产相继迈上4亿吨和5亿吨两个台阶，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承载世界22%的人口，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7917元，是1978年133.6 元的5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底的2.5亿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推进农业改革密不可分。放弃“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户，实行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从2004年起开始实行农业补贴政策，不断增加对发展粮食生产的补贴和扶持，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导支持下迅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在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基础上，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增强了我国农业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少取和多予”，一方面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使得政策性增收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放活”使得人多地少、劳动力富余地区的农民，在享有农地承包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外出流动就业与兼业，实现外出务工增收。把扶贫开发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与相关农村公共政策的衔接，加快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农业政策选择和行政管理模式上，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科技和法律手段，加强部际合作、探索“大部制”改革、推进绩效管理，推动了农业部门分割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农业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提高了政府农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实现农业发展目标任务的效率。实施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战略，加强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使得农业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得到优化，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业竞争力增强。
    2.农业扩大开放形成了农业发展的两种资源、两类资本，两个市场，通过增加农业发展资源和资本、扩大农业发展市场，促进农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为2012年的21%。农产品国际贸易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一方面，增加进口大豆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缓解了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压力，扩展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空间，促进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增长以及贸易结构的升级，通过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及其示范带动，推动了我国农业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农业知名品牌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入世以来，农业增加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很明显。农业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推动了项目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增加了项目区的农民收入。农业利用外资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改善贫困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增加项目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农业利用外资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促进项目区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项目区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增加农业对外投资，使得我国农业投资渠道得以拓宽，农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得以增加，农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得以扩展。
    二、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特征
    1.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多维目标特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业竞争能力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等多维目标，构成了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体系。农业增产方面，提出到2020年，粮食产量达到5.5亿吨以上, 肉类、禽蛋、奶类总产量分别达到7800万吨、2800万吨、6700万吨，蔬菜、水果等重要产品供应稳定增加。农民增收方面，提出到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农业增效方面，提出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从2012年的57%上升为2020年的65%。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从2010年的1.7：1提高到2015年的2.2：1。到202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以上。农业竞争力增强方面，提出到2015年和2020年，将我国农作物种业前5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从目前的30%以上提高40%和60%以上，发展一批产业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品牌影响力强、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力争2015年规模以上企业比重达到30%左右。进一步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形成一批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和一批拳头出口产品，农产品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农产品出口数量和质量稳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提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从2010年的94.8%提高到2015年的96%，到2020年，大米和小麦粉的总体合格率达99.5%。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出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在18.05 亿亩，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 以上，林地保有量增加到46.8亿亩。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
    2.新阶段农业发展的多元主体特征。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主体呈现出经济主体、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共存而且互相关联的格局。从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经济主体看，一方面，小规模的纯务农户、以农为主和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基本经济主体，具有经济理性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存在显着差异。小规模纯务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小，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增加收入主要靠农业生产以及政府补贴。兼业农户的基本特征是统筹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投入配置，收入增加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非农产业成为收入增加的重要渠道。对四川、山西省的农户调查发现，近年来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的收入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土地产出率的明显下降；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产出率下降。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水平显着高于小规模经营的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典型省份的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其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没有例外地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显着提高,但土地产出率水平既有相对稳定的典型,也有上升和下降的典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类型，具有资本密集、重视科技进步与创新、生产现代化水平高，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大等基本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和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因而形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基本特点。从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政府主体看，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规划现代农业发展，制定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措施，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投入，提供基本的农业公共服务等共性特征；另一方面，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区域的政府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着区别。中央政府具有地方政府不具备的农业宏观规划和调控职责，农业主产区和非农业主产区、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新阶段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显着的地区差异。农业主产区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关键区域。对于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农业主产区而言，地方政府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比较强，中央财政的支持并非左右这类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主产区而言，地方政府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能力比较弱，对中央政府的投入存在较强依赖。从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体看，一方面，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等，作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都是新阶段农业生产服务的提供者；另一面，以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为主的农业公益性服务供给主体和农业专业服务公司、农民经纪人等农业经营性服务的供给主体，在农业生产服务经费投入、服务对象上又存在着重要区别。农业公益性服务主要靠财政经费，为区域内所有农业生产者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务。农业经营性服务面向区域内特定的农业生产者，主要靠收取服务费用实现农业服务机构的运转。
    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经济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并非孤立地存在和活动，而是彼此关联和影响。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环境下，我国农业发展的经济主体客观上需要政府继续加强支持保护，依赖社会主体提供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社会服务。新阶段我国传统的小规模纯农户和贫困农户将始终存在而且数量庞大，对政府的保护性政策补贴和公益性农业服务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我国的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济主体，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依赖社会主体提供适合其专业化、标准化生产需求的社会化服务。政府主体作为农业发展的目标规划、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的推进主体，通过引导、支持、规范和调节各类农业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活动，安排落实旨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项目、资金和技术，促进新阶段农业发展既定目标的实现。新阶段不同类型社会主体的发展，依赖小规模纯农户、兼业农户、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不同类型经济主体，对现代农业生产差异化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类引导支持和科学管理。
    3.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手段特征：多样性、灵活性和规范性。新阶段农业发展手段的多样性，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法律手段等多种手段推进农业发展。新阶段农业发展手段的灵活性，是指中央政府针对实现新阶段农业发展多维目标的需要，基于农业区域发展面临的不同障碍因素，以及不同类型农业经济和社会主体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有选择地运用经济手段、科技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及其组合。新阶段农业发展手段的规范性，是指通过全国性和地方性农业立法，来规范农业发展的政府行为、农民及其相关组织的经济行为、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农业专业服务公司等农业发展社会主体的社会服务行为。
    4.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方式特征：多种发展方式并行。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角度看，出现了小农户为主体、农业劳动与技术密集的农业发展方式，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家庭农场为主体、农业技术与资本集约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及现代农业企业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方式。从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角度看，出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农业发展方式、市场需求主导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及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结合的农业发展方式。从满足社会对农业需求的角度看，出现了无公害食品生产、绿色食品生产、有机农产品生产等不同标准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业休闲观光和文化教育服务等非物质产品的生产。从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角度看，出现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动植物生产提供可控制的适宜生长环境的设施农业，应用转基因技术的转基因农业、利用互联网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产品营销的网络农业、以及综合应用遥感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的数字农业和精准农业。从农业生态环境友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出现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立体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农业发展类型。从农业的外贸依存度看，形成了依赖出口的外向型农业和面向国内市场的内需拉动型农业。从农业物流业的形态看，有传统的农业物流业、现代的农业物流业、也有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物流业。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看，出现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国家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龙头企业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
    5.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机制特征：政府驱动与市场拉动互补交织，激励与约束并存。农业发展的政府驱动机制，即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决策、行政和资源分配权力，发挥政府在新阶段农业发展目标规划、发展方针和道路与方式选择、农业支持保护、农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农业发展的市场拉动机制，即农民及其相关经济与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农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需求变化，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进自己的利益。由于政府和市场在农业发展中各有优势和局限性，政府行为直接影响农产品市场运行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政府驱动和市场拉动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形成互补和交织的局面。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即政府运用财政投资、农业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发展奖励等经济手段，激励农业发展中的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农业发展。新阶段农业发展的约束机制，即政府在农业改革开放和发展新形势下，通过完善农业政策法规体系，对农民及其相关经济和社会组织以及跨国公司进军我国农业的行为加以规范，以趋利避害。
    6.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道路特征：在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实现我国农业发展多维目标的进程中，展现出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演进，无一例外地遵循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支撑趋于增强，新型业态的现代农业相继涌现并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领域的大型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发展，农业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趋于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后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流思想，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机制、社会组织机制、政府调控机制并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水平趋于上升等基本趋向。各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政府行为，呈现出以下共性特征：一是抓住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及科技技术进步的机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市场化、专业化、机械化、标准化、产业化、信息化水平。二是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信息、市场和流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发展的条件。三是支持农业领域大型企业全球化发展，形成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市场具有重要影响的跨国公司。四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五是重视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并且把农业科技、教育与推广结合起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六是加强农业资源和环境保护，倡导农业可持续发展。七是对农业实行支持保护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八是建立健全农业法规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遵循世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而言：在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上，提出实施“四化”同步协调推进战略。在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道路选择方面，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最严格的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制度，注重调动保护粮食主产区和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依靠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实现粮食高产稳产，建立粮食产区和销区的产销衔接合作关系，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增强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目标方面，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在实现农村反贫困目标方面，实行对农村“老少边穷”地区和贫困人口“输血”与“造血”并行的政策，加大农村开发式扶贫力度，集中资源对农村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行扶贫攻坚。在实现农业增效目标方面，把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优化作为突破口，一方面，通过增加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以及推进农业科研与推广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创新驱动，提高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另一方面，通过对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现代种植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增效。在实现农业竞争力增强目标方面，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品牌提升行动，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与监管体系，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